茫茫黑夜漫游,但从来没有

一现在是夜里两点钟;是一天最黑暗的时刻。我在给电脑编程序;程序总是调不通——我怀念早期的PC机,还有DOS系统。在那上面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在的机器是些可怕的东西,至于win95,这是一场浩劫。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技术进步,而是我老了,头脑迟钝,记忆力减退,才看过的东西就忘掉,得写在手上才成——手才是多大的地方。人的手腕上应接长两面蒲扇,除了可以往上写字,还可以扇风——我觉得浑身燥热。写这些事没有人爱看。我来讲个故事吧——有个美国的杂志的编辑,年龄和我现在相仿,也曾是个有才华的文学青年,但大好年华都消磨在杂志的运作里,不由他不长吁短叹。忽然老板闻进他的办公室,说道;“我们的订户数在下降!下期专访准备登什么?”他呈上选题,老板看了大怒说道;“就登这种没滋没味的东西?你在毁我的生意!现在人心不古,世道浇漓,亏你们坐得住!”我要的题目是这个——你给我亲自去采访!说完摔下张报纸就走了。编辑拣起来一看,是分类广告。上面红笔圈起来的广告内容实在有点惊世骇俗。编辑大叫一声:Ohmygoodness!常听美国人这么嚷嚷,声音大得像叫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不知道意思的话我也能喊出口来……你听音乐吗?我现在正听着。不知何时何地,有人用萨克管吹着一支怪腔怪调的布鲁斯,现在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进到我耳朵里来。我的故事也是这样,它和我们的处境毫无关系。我是写小说的。知道我的人会说,我已经出了一本小说。那只是写出的一小部分。更多的都压着呢。为此就要去求人。主编先生很耐心地提出大量的修改意见,改完了还是不给出。有人当面对我说,看来你很有写作才能,但有些题材对你是不合适的。你何不写点都市题材的小说?既好卖一又不招惹是非……我不明白什么叫做都市题材。于是就耐心请教。别人就举了个例子《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有没有搞错啊?我住在北京,是男人,不是女人。另一个例子就是某香港女作家的作品。我的脸登时变作猪肝色。王二脾气发作了。有个庸俗的富婆,坐在奔驰车后座上瞎划拉几笔,就想当我写作的楷模?啊呀呸!……如你所知,我四十多岁了。也不能老是王二呀,所以我忍着。等到出了门—一你知道吗,口外的良马关中驴,关中的驴子比别处的大上一号。我像条关中大叫驴一样大叫起来:Ohmygoodness!这些事就扯到这里,不能忘记我的故事—一在老板摔下的报纸上,有些女孩声称自己有独特的性取向,寻求伴侣。这是个人欲横流的社会,无奇不有——我说这些,是要证明我也会装孙子。小说出不了,编程不顺利,现在我写点杂文。杂文嘛,大家都知道,写个小故事,凑些典故,再发点小议论。故事我会编,典故我也知道一些。至于教育意义吗,我不傻,好歹能弄出一个来——想采访这种事,就得打进去。编辑先生按广告上的通讯地址寄信去,声称自己正是被寻求的人,回信多是复印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还不认识呢,请寄二十五美元来,我给你寄张照片,咱们加深一下了解,岂不是更好些……二十五美元寄去,相片寄来,再去信就不回了。很快他就攒了一抽屉稀奇古怪的相片,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在抽屉上加了三把锁。这些通信地址全是邮局的信箱,找都没处找。我以为登这些广告的不是所谓的金发女郎,也可能是老头,也可能是老太太,甚至是彪形大汉,见面会吓你一跳的。总之,全是拉丁美洲的移民,照片是低价买来的,这件事是他们的家庭副业,但这么一解释就没什么教育意义了。这不是人欲横流,而是某些层次低的人骗点小钱来花,这种事咱们这里也有……编辑先生对此另有理解,他发现S/M是这样一种生意:M是卖照片的,S是卖照片的。他就这么写成专访,交了上去。然后就发生了我很熟悉的事:稿子被枪毙了……看来他非得找着一个不卖照片的。去亲身体验一下才成——这位兄弟为此满心的别扭,他是虔诚的夭主教徒,每礼拜都要望弥撒,而且古板得要命。他的处境比我还坏,想到这一点蛮开心的。我很困。要睡了。故事下回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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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感谢大家收看。

姚克是现代戏剧家、翻译家,曾和鲁迅有近四年交往。1936年鲁迅去世后,姚克在悲痛之余用英文撰写了《鲁迅的生平与着作》(LuHsun: HisLifeandWorKs),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鲁迅一生的成就。该文很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月刊《天下》第三卷第四期上,对于西方人了解鲁迅其人其作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在姚克看来,鲁迅的一生可以用他本人的一句话来概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姚克把这句话作为整篇小传的题记。 在此之前,姚克还曾协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过一份鲁迅英文小传,刊登在美国《亚细亚》杂志1935年1月号上。斯诺1928年来华后,在中国各地采写了大量新闻稿,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光靠新闻报道不足以呈现中国全貌和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于是从1931年起他尝试动手翻译一些现代中国小说,鲁迅自然成为首选。但他的中文能力有限,一个精通英文的中国助手看来是必不可少的。1932年秋,斯诺在上海结识了姚克,姚克早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又酷爱中国文学,两人一见投缘,很快开始合作翻译鲁迅作品。据姚克回忆,具体的合作是这样的:“我尽量忠实地翻成‘直译稿’,再由斯诺把它修改成流畅的‘二稿’,然后我们二人把二稿和原文勘对,逐字逐句的推敲,务求其忠实流畅,兼而有之。”(《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二人最初合作翻译的《药》完成后,经过接洽被《亚细亚》杂志接受。为了让美国和其他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鲁迅,二人在杂志社的建议下由斯诺撰写了一份鲁迅评传。既然是传记,最好附上照片,为此鲁迅专门去了一趟照相馆,并在1933年5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鲁迅的日记一向简略,此事更为具体的情况必须看姚克的回忆:“鲁迅先生给我们的几张照片都不够好,《亚细亚》的编者请我们找一张比较好的;最简单的方法是陪他去照一张。所以我就和鲁迅先生约定,于5月26日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后边的雪怀照相馆去——并不在大马路。我和雪怀照相馆的东主林雪怀相识,预先言明要摄到满意为止。他非但替鲁迅先生拍了几个样子,还拍了一张我和鲁迅先生的合影。洗印之后,我从底样中选了一张最好的,寄到美国去,后来登在《亚细亚》杂志上。鲁迅先生逝世后,挂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上的那张大照像,也就是从这张照片放大的。”1936年斯诺编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9China:ModernChi-neseShortStories)出版时收入了鲁迅的小传,但照片没有同时收入。该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迅的小说”,除了《药》之外,还有《孔乙己》、《一件小事》、《祝福》等小说,这都是斯诺和姚克合作的成果。第二部分是“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Storiesby0therChineseWriters),收入茅盾、丁玲、柔石等人的作品。鲁迅的英文小传放在第一部分“鲁迅的小说”的最前面。 姚克虽然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鲁迅的作品,但一直没有见过这位作家。现在由于协助斯诺进行翻译工作,姚克有了接触鲁迅的机会。为了得到翻译和出版许可,他于1932年底给鲁迅写了封信,很快就得到回复。姚克回忆说:“我们冒昧的请求,他竟一口答应了!我还记得他用的是一幅素笺,措辞很简洁、直爽,也很客气,但没有尺牍惯用的客套。这封信后来由斯诺寄给美国的出版社,作为翻译权的凭据;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影印一个副本,所以《鲁迅书简》给我的信中独缺了这一封信。”(《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根据《鲁迅日记》,我们现在只知道这封信是鲁迅于1932年12月3日写的,这是姚克和鲁迅直接交往的开始。后来他们又在内山书店初次见面,讨论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时间是在1933年3月。此后直到鲁迅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鲁迅晚年写给姚克的书信有33通之多,是最好的书面证明。鲁迅去世后,姚克担任了葬礼的司仪并参加了“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工作。 为鲁迅做英文小传无疑也是纪念工作的重要环节。以今天的眼光看,姚克这篇小传中最有价值部分是记录了鲁迅晚年的几次谈话。姚克喜欢鲁迅的小说,为他发表《离婚》后就停止小说创作感到无比遗憾,并以1925年作为鲁迅创作的分水岭,前期以小说和学术作品为主,后期以杂文创作为主。当被问到为什么停止小说创作时,鲁迅回答说:“上海像一只大火炉,只要在这里生活,就不可能静下心来写小说。我即便能写出来,恐怕也没有出版社敢接受。但是这里用于写杂文的题材和灵感却很多,我除了继续写杂文、搞翻译外还能做什么呢?”鲁迅一向主张不硬写,不写不熟悉的东西,只干能干的事情:“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鲁迅熟悉的是旧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工人、红军和新式农民是鲁迅所不熟悉的。不写小说而只从事翻译和写作杂文,并不像夏志清所说是鲁迅晚年创作力枯竭的“掩饰”和“自我安慰”,而是他在现有的环境下所能做的最适合的事。当然,除了写杂文、搞翻译外,鲁迅还是很想做点别的事情。据姚克记录,鲁迅曾多次向他表示,“希望有几年的清静时间,从一个新的角度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此外想编辑汉代和唐代的石刻拓本全集,而最想做的则是写一本详尽的回忆录,记录近代中国的大变局,给无法亲历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留下一份遗产。”令人遗憾的是,这三个愿望均未能实现。鲁迅晚年身体不好是原因之一。姚克曾多次劝告鲁迅暂停所有工作,专心调养身体,鲁迅的回答则是:“医生看过我的肺病以后,说我五年前就该死掉了,活到现在简直是奇迹,在这额外追加的时间里,就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姚克喜欢鲁迅的小说,这是他当初愿意帮助斯诺的原因。等到他接触鲁迅四年后写鲁迅小传的时候,他想传达的不仅是鲁迅的创作成就,更是他奋斗不止、“死而后已”的人格。姚克1940年代去香港任教,后移居美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一直对鲁迅怀着崇敬之情。这从他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人格的力量完全可以跨越政治的分野。而且在姚克所写的小传中,我们也能分明感觉到鲁迅身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成分。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原标题:陈子展:“鲁迅先生骂过很多人,但就是从来没有骂过我!”

在这个文集的简介里,心中是又好气又好笑。既然没有什么主语出现,所以这本或者这部或者这篇或者这段小说,就肯定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开始撰写的了。为什么会又好气又好笑,因为这句话经常出现于小说中描写一个人哭笑不得呀。

有朋友说起,今年是陈子展先生120周年诞辰。我一下子想起了老人家那亲切、风趣的面容和声音,如在眼前。

总归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来写点什么的好。我想,好的。

陈子展

一开始思考要不要用《2017,我开始写起了小说》,但是觉得这个标题跟1988绝对是有点撞车。往后又纠结在于,要不要采纳《2017年,我又开始写起了小说》这一个点子,后来果断弃掉了。我为什么想要加又呢,不就是自认为这绝对不是写过的第一个小说(因为实在不知道以前的那些作品产成品半成品该用什么量词来计量)而且也不知道会不会完结。思来想去,那就不加的好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子展老先生。最早看到他,肯定是中文系研究生开学时,老教授们与我们会见的那次。那是我们那届研究生唯一的一次集体与老先生见面,一下子见到了那么多声名显赫的老学者,我们都很激动。不过,在那个会上子展先生说了点什么,或者什么也没说,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连我后来怎么去访问老先生的,具体情节现在也已忘了。但我想,一定是我去向他请教有关鲁迅或郑振铎的事吧。只记得,一开始我很拘谨,而且他的浓重的湖南话也听不大懂,但很快地他就慈眉笑目地喜欢上我了。我现在可以不谦虚地说,那是因为老人发现我对鲁迅、郑振铎,对当时的文坛掌故都有所了解,觉得可以与我聊聊的缘故。而我则发现老人原来非常喜欢聊这样的话题。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于是我后来就经常去他家。

标题里有小说二字,但我更觉得这个应该是散文或者杂文类型。小说这种题材这种格式,基本上如果不论品质的话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毕竟一个故事就相当于是小说,而故事这种东西,喝一碗酒就可以听一宿的。可我又想要写出自己的故事,自然是以小说的笔法来描述是最好的,总不能我写自己,用一些华丽的词藻来堆砌,风趣莞尔的格式,对仗工整些,字里行间透露出冷言去讽刺去辩解,举个例子诸如什么我准备喝一口凉白开我可以写成,这一杯热水饱含电流呲啦作响的内敛,经由那沉闷不言却做有巨大贡献的饮水机里潺潺流入杯中,竟有些许,烫嘴?这个样子我肯定受不了的,要不了几行我就词穷,本身书就没看过几本,这个样子下来定会自成一派胡言。

老人是非常风趣、平易近人的。第一次去他家后没几天,就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信中竟说:“你姓陈,我老头也姓陈,咱俩连宗了吧!”我知道这是有“典故”的。据说张献忠看见一座张飞庙,就下令手下文人写文章用于祭庙,可是那些文人写了好几篇他都不满意,最后竟自己动手写道:“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俩连宗了吧!”这是鲁迅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的,所以我知道。还有一次,老人写信告诉我,当年他与郑振铎、周予同、周谷城几位教授不时聚会,喝喝老酒聊聊天,一天在郑先生家里吃饭,郑突然说:“我们都属狗啊,我们就成立一个‘狗会’吧!”这个“狗会会长”当然非郑先生莫属了。这件有趣的逸事我后来写过文章,记得题目就叫“狗会会长和杠协主席”。因为后来季羡林先生也对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建国初他与郑振铎一起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一路上郑先生老爱与冯友兰等先生开玩笑,争论,抬杠,甚至一本正经大讲其歪理。季先生认为就抬杠而言郑先生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境界,因此便封郑先生为“抬杠协会主席”,简称“杠协主席”。

杂文是个什么东西。它既然都是文了,总得有个好听好记有含义的名字吧。散文的意境就在于型散而神不散,诗歌的意思是它对仗工整押韵顺口,配上曲子就是一首歌可以很轻松地唱出来。杂文就不同了,其实散文也算得上杂文,但杂文是不是也能称得上散文,杂文的杂字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是它的格式样式杂乱无章,还是指内容内涵杂七杂八。

子展老人不仅学问好,而且出道早。他跟我讲,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在长沙认识了主办“自修大学”的毛泽东,并与谢觉哉、李维汉等人交往,还进入谢觉哉为社长、李达为主笔的长沙《民国日报》当记者。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遭到当局的通缉,老人笑呵呵地说:“我当时被悬赏三千元呢!”而我通过读书早已知道,三十年代他就追随鲁迅、田汉等人参加过进步文化活动,写过很多嬉笑怒骂的杂文。与他一谈起鲁迅,老人就非常得意地说:“鲁迅先生骂过很多人,说过很多人的坏话,但就是从来没有骂过我,相反,还说我好话,表扬过我呢!”我说:“我知道的,鲁迅说你的《正面文章反看法》写得好。”老人一听,“你居然也知道”,就更加得意了。鲁迅当时在《推背图》一文中说:“《正面文章反看法》,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老人认为鲁迅是他文章的最大知己。鲁迅正面谈到陈子展的文章,还有《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吃教》《伪自由书·后记》等。老人还告诉我,《鲁迅全集》里甚至还收了他的一篇文章呢。这怎么回事?我回去后就查,原来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收入了“戚施”的《钱基博之鲁迅论》,我并查实了戚施确实是老人的笔名,语出《诗经》,是驼背的意思。戚施是谁,连鲁迅当年都不知道,现在的读者当然更不知道。十多年前,我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修订编辑工作,正好负责《准风月谈》注释的修订,就补充了一条注释:“戚施,即陈子展。”不料后来却不知被哪个编辑删去了。

如果一两个小时前,2017年的1月15号这个看上去有点像正月十五的日子里,我能安静平缓地一如往常一般淡淡睡去,明早再起来又是新的一天,我也就不至于大半夜把电脑端肚子上胸膛上,从这具孱弱的躯体来自我答辩杂文和散文。也不用妄图来写起了小说,这件梦想是我早在当一个游戏实况主之前的幻想,如今我已经有些想要抛开后者,却不由自主想要来当起前者。

老人的风趣和嬉笑怒骂,至少在鲁迅的年代就已如此。他当时只有三十来岁,就以驼背老人自喻,并且还取了一个笔名叫“楚狂老人”。老人是长沙人,长沙乃古楚之地,“楚狂”则出于《论语》,是一个敢于藐视“圣人”的奇人。李白名句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老人取这样一个笔名,反映了他放达不羁和反抗、抨击旧社会的精神风貌。

我想,这就是命吧。既然我的人生中又一次多了一个,别人对我称谓得加一个“前”字,那我也应该对得起前些年自己给自己的梦想。梦想就是用来实现的,睡觉可以做梦,醒来之后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朝气蓬勃,志在四方,所以我就觉得多学点成语不仅可以让自己以后的谈吐变得更广阔,在写文章方面亦然。醒来之后,就追梦吧,歌里唱的好,有梦想谁都了不起,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别人做梦的时间点里追梦的原由了。

我从复旦毕业后,有一次去老人家,老人正在医院疗养,他儿子志申先生接待我。偶然间,我在书架上看到一份纸色发黄的三十年代的剪报,是老人的一篇《齐木匠的诗》,写的是齐白石大师。齐大师也是湖南人,而且确实是木匠出身,但一个未识面的青年这样径称大师为“齐木匠”,是不是太唐突了呢?而且文章辛辣地批评了齐白石请“封建遗老”樊樊山选定其诗集,认为“不能不说是他的诗画也蒙上了一点自命大夫君子的俗恶,好像蝇粪玷了白玉一般”。我不知道大师读了有没有生气,尤其是其中“蝇粪玷了白玉”还使我联想到大师的名号“白石”。但志申先生告诉我,大师非但没有生气,还对这位乡梓后生的直言谠论十分赞赏,后来还特意刻了印章送给他呢。志申先生还找出了这方极其珍贵的印章,我当时打印了好几份,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更可惜的,是我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时,没有选入这么一篇深刻、风趣的文章。

2017年,我开始写起了小说,我以前也写过许许多多小说的,多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是用什么写的,或许是一天之内就出版在脑海里,我自己这个读者完整读光了所有内容后,就再也不会去翻阅。虽然我有时候会很健谈,但归根结底是个很健忘的人。曾经在没有电脑的时候,我会选择写在纸上,读书的时候,写在作业本里,没上学了之后,还是写在作业本上,那个时候感觉世界上的纸,能写字的就只有作业本,要么就不能用来写字,那个叫卫生纸或者餐巾纸,不过卫生纸老是用来擦不卫生的地方,就跟我的作业本不是拿来写作业一样名不副实。

我复旦毕业后去出版社工作,曾经编选过两部书,与子展老人有关。一部是当时刚成立的上海社科院出版社请我编的《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我知道老人也写过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的小说,但一般读者都不知道,就去问他,他就提供了原件。另一部,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我当时整天泡在旧报刊中,由于知道老人的很多笔名,所以看到了很多老人的杂文。我把其中精彩的文章给与我一起编选的郝铭鉴兄看,他也拍手喝彩,于是我们就把子展老人定位于鲁迅之下最优秀的杂文大家之列。据我所知,在我们这部书之前极少有这样定位的。当时我还多次去老人家,老人提供了很多他保存的剪报,可惜那篇《齐木匠的诗》当时他没有找出来。

现在,回头看看自己的专业,原来账本上也可以用来写字。接上文,没有电脑,我就写在纸上,有了电脑之后,我开始用手机玩游戏,然后用电脑想尽一切办法去录游戏的实况。等到如今,有了一台可以玩游戏也可以同时录游戏的实况如此这般够用的电脑,我却想重拾一下曾经的梦想。我想要写小说,不为谁,更不为己,不为钱,也不奢求能够获得功与名,我只想塑造出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恰好是我就对了。

老人后来经常住院。一次,我去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看他,他见到我很是高兴和亲热,大声说:“福康,你是最了解我的革命经历和写作经历的啊!”我略有点意外,他此前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啊。我是通过看书和与老人的交流,了解了一点他的经历,但决谈不上“最了解”。这是不是老人向我委婉地表达,希望我为他写点什么研究文章啊?我曾经写过几篇小文章谈到老人,正经的论文还确实没有写过。于是后来我就很认真地写了一篇论文《楚狂老人的凤歌——论陈子展的杂文创作》,投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遗憾的是等到1990年该刊发表时,这位楚狂老人几个月前刚刚去世,我没法送给他看了。

那么,现在我写到这里,终于是总算是有了点头绪,我准备实打实开始写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觉,用以前写散文的方式以及格式,配合上够得着散文外层边缘的词藻,建筑出《2017年,我开始写起了小说》。同时也就意味着,其实我在敲这篇文章的头一段头一个字,乃至起拟标题的时候,我都没想好该干啥。我只不过是,在情感方面又遇上了感情问题,而刚刚,我想接着就我的《关于》系列,写出第二篇《关于早起……说的。》这么一篇文章,可是灵感全无。都说了写小说我可以信手拈来,这么明目张胆的凑字数也是十足的擅长。

而现在呀,我能做的,就是以后能够余出时间,静下心来,一字一词一句一段一整篇地造出来,别人闭门造车,我还不是可以敞门写作。这段期间里我所吃的每一顿饭,看过的每一集剧,玩过的每一把游戏,喝过的每一杯酒抽过的每一支烟,乃至撸过的每一次管搓得这每一回屌我都可以记录下来,当作素材当作内容去编辑去撰写。可是我仍旧不会去控制标签,也仍旧不知道如何推广。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续梦,还有待时间的考证,这一些的一些,要么是大梦一场,亦或是大笑一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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