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茫茫黑夜漫游

三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科学、艺术,甚至还有哲学。上大一时,读着微积分,看着大三的实变函数论,晚上在宿舍里和人讨论理论物理,同时还写小说。虽然哪样也谈不上精通,但我觉得研究这些问题很过瘾。我觉得每种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为每种事业而癫狂——这种想法不能说是正常的,但也不是前无古人。古希腊的人就是这么想问题。假设《生活》读者都是这样的人;就可以省去我提供意义的苦难:在为科学或者艺术疯狂之余,翻开“晚生杂谈”,听听我这不着调的布鲁斯,也是满不错的——我知道作这种假设既不合道理,又不合国情。我的风衣口袋里正揣着两块四四方方很坚硬的意义,等到故事讲得差不多,就掏出来给你一下,打得你迷迷糊糊,觉得很过瘾——我保证。我的故事里,有一个穿风衣的姑娘站在门廓里——编辑先生不敢贸然打招呼,生伯闹误会了。虽然他也想到了,七月底的傍晚,除了有重大的原故,谁也不会穿风衣。他自己不但穿着风衣,还穿了一双高腰马靴,靴根上带着踢马刺;手上戴着黑皮手套——他当然也有重大的原故。据此认为他不怕热是不对的,他不仅伯热,而且汗手汗脚,手心和脚心,现在一共有四汪水。此时他暗自下定了决心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今晚决不脱靴子。让人家闻见这股味儿不好——当然,他早忘了,这里没有“人家”,只有一条worm……他把手夹在腋下,但靴子是隐藏不住的。女孩看清以后,就钻了进来,脱下风衣挂在衣钩上。里面是黑皮短衣,不仅短,而且古怪。她不尴不尬地转过身来,打招呼道;你好。那男的想好了该说什么后,答道:你好,worm——说时迟,那时快,女孩扬起手来要给他个嘴巴。假如打着了的话,这故事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谁是S,谁是M都得倒过来——但她及时想明白了,把手收回来,摸摸鼻子说,你好,大老爷,奴家这厢有礼了——这几句倒是中规中式,不但合乎S/M的礼仪,也和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暗暗相通。可惜她马上就觉得不自在;翻口道:叫蛆太难听了!咱们改改吧,你可以叫我小耗子。可以理解,谁都不想做昆虫的幼虫,都想做哺乳动物,这个要求本不过分,但我们的编辑先生从小到大痛恨一切啮齿类,所以硬下心来说道:不行。我又没逼你,是你自己要做蛆的。那女孩想了想,叹口气说,是吗?那好吧。但是,叫你大老爷,是不是太肉麻些了?那男的马上想说:好,你就叫我比尔吧——但他立朗想到,叫比尔怎么成呢,气氛就没有了,专访怎么写?于是硬下心来答道:不行!怎么这么罗嗦呢?不要忘了,你是条蛆呀!与此同时,他在心里记下:下回埋头工作忏悔时别忘了说,我对人家女孩子发横。主啊,原谅我吧。我也是为了新闻事业——这个人的毛病是顾虑太多,一点都不干脆……我有些编辑朋友,他们说,你也不能老这么不酸不凉的。文章要让一般读者能看懂,还要有教育意义。具体到我讲这个故事,教育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太黑暗,让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去做无聊的专访,逼良为娼——好吧,我把砖头掏出来了。拍过了这一下,就可以接着讲故事了。说句实在话,我讨厌这个男主人公。他粘粘糊糊,满心的顾虑。至于我,过去是干脆的,现在也变得顾虑重重。一位报纸编辑告诉我说:兄弟,你是个写稿的人,不是载运死刑犯的囚车啊。别老写些让我们老总见了就毙的东西,拜托了……这是个合理的要求。对于我讲的故事,也该加些批判进去,让我自己也显得乖些。那美国编辑说,他是为了新闻事业。什么事业?男盗女娼的事业——唉。我自己也是个小说家。假如我真看不出来这个故事是别人编来逗笑的,还要一本正经的批判一番,那就象个傻×了。傻×就傻×吧,我现在已经很随和了。你可以叫我傻×,还甚至可以说我是worm,我都没意见,虽然我也想做个啮齿类。程序调不通,稿子又不肯好好写,我算个什么人呢。做人应该本分,像老舍先生生前说过的那样,多配合……只有一点我不明白。像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四我年轻时,觉得一切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拥有一切……如果那时能编程序,一定快乐得要死。顺便说一句,想要拥有一切时,我正在云南挖坑,什么都没拥有。假如有个人什么都想吃,那他一定是饿得发了慌。在现代,什么都想干的人一定是不正常。不管怎么说吧,我怀念那个时代。那是我的黄金时代。现在我也在编程序,但感觉很不好。这说明我正在变成另外—个人,那种嚣张的气焰全没有了。关汉卿先生曾说,他是蒸不熟煮不烂碾不扁磨不碎整吃整屙的—颗铜豌豆。我很赞赏这种精神,但我也知道,这样的豆子是没有的。生活可以改变一切。我最终发现,我只拥有一项事业,那就是写小说。对—个人来说,拥有一项事业也就够了……所谓小说,是指卡尔维诺、尤瑟纳尔等人的作品,不是别的,这两位都不是中国人,总提外国人的名字不好,人家要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以,所谓小说。乃卡威奴,尤丝拿之事也。这么一说;似乎实在得多了。像这样闲扯下去真是不得了,且听我讲这个故事吧。那位编辑和—个陌生的女孩在门厅,寒喧过后,就到后面卧室里去。那女孩一路上东张西望,不停地打听:你就住在这儿吗?长住短住?你什么职业?喂喂,除了叫大老爷,你还叫什么呢?编辑先生感到很大的不快,想道:他妈的!我要做专访;可这到底是谁访谁啊?但他没有说出口来。他只是板起脸来说道:不要叫我“喂喂”,该叫我什么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也别忘了……那女孩吐吐舌头说,好吧,我记住。等会儿我当完了worm,你可要告诉我啊。这位编辑登时有种毛骨抹然的感觉。座山雕在威虎山见了杨子荣也有这种感觉,这个土匪头子是这么表达:你不是个溜子,是个空子!但编辑没说什么?他只是想着:上帝啊,保佑我的专访吧!让我有东西向老板交差!……我就不信专访有这么重要。所以,他说的“专访”,应该理解为“饭碗”才对。在饭碗的驱使之下,他把那女孩引到了卧室里;这问房子挂着黑布窗帘,点着一盏昏黄的灯。这里静得很,因为这所房子在小巷里。除此之外,编辑先生亲自动手,把窗缝都封上了。房子中央放着一张黑色的大铁床。到了这个地方,女孩变得羞答答的。而那个编辑也有点扭捏。他干咳了一声,从背后掏出一把手铐——这是一件道具。女孩的脸涨得通红,她盯着他说:喂喂!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吗?那个男人臊得要死,但还是硬下心来说:什么必要不必要的!我也不叫做“喂喂”!别忘了,你只是一条蛆!整个故事里就是这句话最重要。在生活里,也就是这句话我老也记不住。塞利纳杜撰了一首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我给文章起这么个名字,就是因为想起了这首歌;我讲的故事和我的心境之间有种牵强附会的联系,那就是: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与此相反,在这种处境下,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近几年认识了一些写影视剧本的作者,老听见他们嘀咕:怎么怎么一写,就能拍。还提到某某大腕,他写的东西都能拍。我不喜欢这样的嘀咕,但能体谅他们的苦衷,但这种嘀咕不能钻到我脑子里来。人家让我写点梁风仪式的东西,本是给我面子,但我感到异常的恼怒。话虽如此说,看到梁凤仪—捆捆地出书,自己的书总出不来,心里也不好受。那个写的东西全能拍的大腕。他是怎么想的呢……在我的故事里,那个女孩摸摸羞红的鼻子(现在不摸一会儿就模不到了),把手伸了出来,被铐到了床栏上;这是一种S/M套路。不要问我现在陷到什么套路里了,我不知道——我也想当个写什么都能拍或者登的大腕,但不愿把手伸出来,让别人铐住;其实我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有谁稀罕铐我来呢。在我的故事里,那个男编辑把牙齿咬得格格乱殉,猛然闭上限睛,挥起戴着黑手套的左手(这是因为位置的关系,他不是左撇子),劈里啪啦,连打了二十多下;必须给人类的善良天性以适当的评价——二十多下多数都打到床垫上了。在此说句题外之语,我也不喜欢拿教育意义去拍别人,打完以后睁眼一看,那女孩挣得满脑通红,趴在床上浑身颤抖。假如是在哭,那人必定会为此难受。实际上是在笑,所以他感觉更糟。他满身都是臭汗,皮衣底下很是枯稠。左手在抽筋,左臂又像脱了臼。所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转身向酒柜扑去。首先,他练了特大号的杯子,往里面加满了冰炔,然后先灌满汽水,再加一小点杜松子酒,正准备一口全喝下去,忽听身后有响声。回头—看:那个女孩挣扎着跪在了床上,扭着脖子看他,眼睛瞪得比酒杯还大。两人这样对视了一会儿;那女孩说:别光顾你自己喝啊!那人想,她说得对,就把酒杯放下,问道:你喝什么?女孩说:苏格兰威士忌。黑牌的,加两块冰。他转身去拿酒——顺便说一句,这编辑是个会享受的人,酒柜里什么都不缺———面倒酒;他一面唠叨着;苏格兰酒。黑牌的。加两块冰。这可不像是一条蛆的要求呀……又到了夜里两点多钟,看来,电脑这个行当我是弄不下去了,Win3.1刚会弄,又出来了win95。BC4.5刚会写;又出来了5.0。像这样花样翻新,好像就是为了让我头晕;只有一件事不让我头晕,那就是小说。在此必须澄清—种误会:好像小说人人都能写,包括坐在奔驰车后座上的富婆……小说不是这样轻松的事业。要知道卡尔维诺从中年开始,一直在探讨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小说和计算机科学一样,确实有无限的可能。可惜我没有口才,也没有耐心说服我的主编先生。对我来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这无限的可能性里。这种生活可望而不可及。现在我的心情就像那曲时断时续,鬼腔鬼调的布鲁斯……但是,我说这些干什么呢?逗主编先生笑吗?“还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呢你。你不就是那个王二吗?”现在还是来讲这个故事吧。那个编辑端了酒,朝女孩走去。她挣扎着想接过这杯酒,但是不可能……于是,他很温柔地揽住她的肩头,把酒喂到她唇边——同时下意识地数落道:苏格兰酒。黑牌的。不多不少,两块冰。可你不是一条蛆吗?那女孩马上就喝呛着了。她浑身颤抖着说:你就别提这个字了……我说过的吧,这故事编出来;就是为了博人一笑。我的动机也是如此。我说自己兜里揣着两块教育意义,随时可以掏出来,这是吹牛皮。要真有这样的本领,我就不编程序了,不追求教育意义的读者一定已经猜到了故事的结局:那个男的掏出钥匙来,打开了手铐,打着哈哈说:对不起。我不是真的——我是个报纸的编辑,出来找写文章的材料。那女孩揉着手腕说:对不起。我也不是真的;我是个社会学家,做点社会调查。笑过了以后,两人换上凉快衣服,—起出门找凉快地方去喝咖啡。在我自己的故事里,出版社的总编给我打电话说,那天你在门外吼什么呀你?开个玩笑嘛,你怎么拔腿就跑了……快回来。稿子的事还没谈完呢。唉。我的故事要是真能这样讲,那就好了。故事已经讲完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这个故事拿S/M“搞笑”,但我对有这种嗜好的人不存偏见。可笑的是,既不是这种人,又不是这种事,还要这么搞。现在我揉揉眼睛,振奋起精神,退出写文章的程序。发了些牢骚,心情好多了。我觉得我还是我,我要拥有一切——今天要是不把那段C++程序调通,老子就不睡了……

欢迎来到公海手机版710,二“茫茫黑夜漫游”,这是别人小说的题目,被我偷来了。我讲这个故事,也是从别人那里抄的,既然大家都是小说家,那就有点交情,所以不能叫偷,应该说是借——我除了会写小说,还会写程序。三年前,有个朋友到我家里来,看了我的本领后说:哥们儿。你别写小说了,跟我来骗棒槌吧。现在棒槌很多,随便拿DBASE写两句,就能弄着钱啊!所谓棒槌,就是外行的别名,这称呼里没什么恶意。我喜欢棒槌。尤其是可爱的女棒槌。我会尽心尽力地帮助她一—但我正觉得写小说很好,没和他去骗棒槌。就在前两天,我又巴巴地去找这位朋友,求他给我点事做。朋友面有难色——他说,这个行当现在不好做。棒槌依旧很多,钱却没了。企业都亏损,没钱,个人不在软件上花钱,我听了这话就叹起气来你也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最叫人本忍看的事不是西子棒心,而是王二失意——平日很疯狂的一个人,一下就蔫得不成样子。朋友不忍看,就说:好吧,我给你找活。你自己先操练一下,本领要过硬——现在不是三年前了。我现在就在操练。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自己就是一根棒槌……仅仅三年,电脑就变成了这种鬼样子——从Intel公司到比尔·盖茨,全是一伙疯子!现在我是根电脑棒槌,但我不以为自己会成一根小说棒槌。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永远都不会。这是我的终身事业,我时刻努力。这件事就不说了,还是讲我的故事吧:希腊医神说得好:这个人的美酒佳肴,就是那个人的穿肠毒药。就说这故事里的编辑吧,面临一项采访任务。我估计有些人接到这样的任务会兴致勃勃,但他完全是捏着鼻子在做。他在老板的逼迫之下继续着,看了无数无聊的小报,浪费了很多信纸,写了很多肉麻的信,起了很多身鸡皮疙瘩……终于联系上了一个。这一位没让他买照片,也没让他寄照片。而是直截了当地要求见面。编辑先生也想快点见面来完成他的专访,但是他想,这件事还是应该按S/M的套路来进行才对。用通信的方式约好了见面的方式约好了见面干什么,他又在市中心匿名租了一所房子,作为见面的地点。然后,这个故事真正到了开始的时节:这位先生穿着黑色的皮衣、皮裤、皮坎肩,戴上皮手套和皮护腕,坐在空房子里等人。穿上这些衣服,可以驾飞机飞上寒冷的高空,也可以到北极去探险。有件事我忘了说了,这故事发生在七月份的纽约。那里又热又闷,他租的房子又没空调,但他不能不穿这些衣服,否则就没有气氛——所以只好起痱子。这位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所以今晚要做的事也不能让他开心:他要把一位陌生的lady叫作一条worm——中文太难听了,只能写英文。还要把她图娜婚港来打她的屁股。他想,下回仟悔可有得说了。他觉得没滋没味,没情没绪,恨不能一头撞死。这也是我此时的感觉——我刚刚看了自己写出的程序,乱糟糟的像一锅豆腐渣,转起来七颠八倒,还常常死机。像这样的源码别说拿给别人看,自己留着都是种耻辱,赶紧删了算了。但是朋友要看我操练的结果,有点破烂总比没有要强……且把故事放到一旁,谈谈医神的这句话:此人之肉,彼人之毒。这是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至理名言。在美国,S/M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很不喜欢。但对更大多数的人来说,它是无穷无尽的笑料。在美国我讲这个故事,听见的人都笑。在中国讲这个故事,听见的都不笑。还有人直愣愣地看着我说:你这个故事意义在哪里?倒能把我逗笑了。《生活》的朋友说,他们有四万读者。我总不相信这四万读者全是傻得愣瞪着双眼等待受教育的人、就算是阳,我也能想出一个来。所以接着讲吧:那位编辑先生穿着—身皮农,坐在空房子里。对面有个穿衣镜,他在里面打量着自己,觉得像个潜水员,只是没戴水镜,也没背氧气瓶。说句老实话,潜水员在岸上也不是这样的打扮。就在这时,有人按门铃。出去开门时;他在身上罩了件风衣——这是必要的,万一是有人走错门了呢。门廓里站着个很清纯的姑娘,没有化妆,身上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她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故事先讲到这里,容我想想它的教育意义。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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